我日常帮助的一位抗战老兵，安徽人，定居西安户县，九十六岁高龄。年老力衰，日前不慎在路边摔倒，面部裂伤，急需清创缝合。可是其监护人带着老人辗转一日，从镇医院，到老人曾经工作的职工医院，再到区医院，全部未能接诊，要求老人向上级医院转诊。
其监护人长年生活在农村，未经如此求医无门的惊惶，在电话中痛哭流涕，说话几乎不能成句。好在我代请朋友协助，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上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人这才得到救助，顺利完成缝合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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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区医院及以下或存在医疗水平低下、无法完成缝合工作的现实困难，但以我个人就医的经历而言，高龄老人无疑会令医院面临更多困难，以至于在可诊可不诊的情况下，往往会优先选择拒诊，而非本着医者天职，有诊无类。在这方面，我有刻骨铭心的悲伤记忆。
我奶奶生病那年，八十九岁，高龄成为她后来三年求医的最大障碍。包括本市最好的三甲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内的各级医院，无不以高龄为辞，拒绝提供任何积极治疗方案。医生也很坦诚，直言“这么大年纪，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
这是无解的问题。哪怕家属三代良民，赌咒发誓完全信任医院，任何治疗风险自行承担，医院也会疑罪从有，担心“医闹”。无可奈何，通过关系转院至邻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然而两次手术均告失败。我们如同绝大多数普通病患那样，接受医术总是有所局限的现实，再做努力，终于辗转网约到南京鼓楼医院，手术成功，病情暂告缓解。
可是之后两年，缓解的病情也会逐渐发展，于是再遇各种各样的就医困难，甚至再去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乞求医院代为维护伤口，也遭拒绝。不同的医生，相同的理由：“这么大年纪，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仿佛医院的职责不是救死扶伤，而是“不出问题”。
客观而言，“医闹”确实存在，甚至时有伤医事件发生，这确实成为许多医院拒诊高龄老人的现实理由，因为高龄老人的诊疗风险无疑是最大的，最容易“万一出问题”。
社交网络讨论中，不少医务工作者也认同这样的理由，并且由此认为拒绝高龄老人的责任不在医院，而在于医疗制度设计未能避免医闹；责任更不在医生，因为如果医院领导有类似的拒绝要求，医生不可能为病患而忤逆领导，或与科室闹僵等等。他们大都认为拒绝高龄老人虽不合情，却是合理的。类似观点，可能也是医院一方相当普遍的观点。
然而仔细推敲，其中的逻辑并不能成立。无论医疗制度怎样设计，医疗事故，或者说不能令病人及家属满意的治疗结果总会出现；不论对医闹的惩处如何严厉，总还是会有些易冲动或反社会人格的病人及家属，正如杀人偿命的律法实施了数千年，却依然不能完全杜绝凶杀案件的发生一样。以完全杜绝医闹为前提换取医院有诊无类，未免更像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事实上，任何职业总是存在风险的，警察、消防员，乃至普通工作岗位，甚而我这样一名文字工作者，都是存在职业风险的，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够成为逃避职业责任的借口，毕竟职业风险是职业回报与成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犯罪分子无论怎样凶险，警察也不能因此回避惩治罪犯的责任；火灾现场无论怎样凶险，消防队员也不能逃避灭火救人的义务；高龄老人的救治更容易“万一出问题”，然而这就可以成为拒诊的理由吗？若这样的借口成立，那么诊疗儿童、诊疗重症患者同样容易出现问题，那么是否都应当“预防性”拒诊？这并非滑坡谬误的推导，已逐渐成为我们遭遇的现实悖论：越是不需要治疗的小病轻症越容易过度治疗，越是需要治疗的大病重病越容易得不到治疗。
所以高龄老人就诊困难，并非只是高龄老人的现实困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如果医院不能“有诊无类”，那么我们都有可能因为医院主观或现实客观原因成为被拒诊的病患。
因此，无论如何医院不能拒诊任何一名病患，这条本来无需赘言的道理，也应当成为我们的铁律。当然，如果医院因此遭遇困境，医务工作者因此遭遇侵害，那么公权力也必须给予侵害者最严厉的打击，而非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和稀泥，这不仅损害了医院与医务工作者的利益，也是在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医者并非万能，但医者应尽力而为。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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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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