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
文|何天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后
2022年开年至今，已有6家地面频道先后关停，另优化、合并、转让一批频道等。
作为体现基层活力和托底效应的广电机构建制，地面频道之于我国广电业的历史意义无疑至关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施行“四级办台”方针以后，一系列市、县级电视机构及频道得到迅速扩充，壮大了当时的电视市场，并促成我国电视业的发展与繁荣。
对于作为“事业”的广电业，地面频道向来是构成其版图的重要一角，但这种状况在迈向新世纪第三个十年时逐渐成为过去。曾经一度辉煌的地面频道渐成明日黄花，“关停并转”不仅成为常态，甚至被按下了加速键。
2022年开年至今，已有6家地面频道先后关停，另优化、合并、转让一批频道等。
面对“关停并转”浪潮下的地面频道，关切其发展困境及其背后原因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 加速中的“消逝”：“关停并转”浪潮
“关停并转”，意指对频道开展关停、合并、转让等一系列调整优化，往往呈现为结构性、组织性的战略调整，最终诉求是必要性地缩减频道数量及规模，以达到推动频道精简精办的目的。
自2019年开始，各地有关地面频道“关停并转”的公告频繁现身大众视野，其中不乏开办近20年的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湖南广播电视台时尚频道等知名频道，而这样的“消逝”在近两年大有加速之势。
一定程度上，“关停”和“并转”可视作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构成调整优化地面频道建制的一种系统性策略。
目标是明确的，在今天要支撑配置如此规模体量的频道资源并非易事，势必会有一批低质、低效的地面频道被淘汰；但简单粗暴地直接“关停”又会涉及诸多状况，如是否保留有影响力的重点节目，相关组织建制归属何处等，故而需有“并转”之路径对此进行妥善处理。
总体上看，“关停并转”的模式通常涉及两类：
其一，纵向意义上的回拢型整合。
许多专业频道诞生于电视黄金年代，是响应观众精神文化需求而拓展出的颗粒度较细的频道，如旅游、影视、体育等，原本在综合性频道里作为重点或特色节目存在，经过系统性放大构成专门的频道建制，如今将其“关停”后“并转”复归至新闻频道、综合频道、都市频道等宽口径频道之中。
其二，横向意义上的同类型整合。
通过将属性相似的专业频道进行整合，以实现更高效的媒资调度和利用。
例如，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体育频道和纪实频道整合为冬奥纪实频道等。
除了有各地频道主动的资源配置优化整合，为地面频道改革按下“关停并转”加速键的另一种关键动力则体现在政策性的调控引导之上。
广播电视规制逻辑的生成，着眼于广播电视业实际发展状况与需求，体现着时代性、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要求。
政策调控引导的重心反观着市场需求，也作用于市场建构，上述两类“关停并转”的动向渐趋鲜明，背后同样指向着两层明确的规制诉求：前者意在“优化结构，精简精办”，后者旨在“整合资源、垂直贯通”，通过引导频道资源的重新配置，促成优质频道服务的重建，这同样构成广电业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当然，无论频道主动改革或者政策引导改革，显然都无法被视为一种具有开拓性、探索性的积极之举，更多是面对媒介环境、市场环境乃至社会环境巨变的无奈之措。
精简精办地面频道的背后，实质是一系列结构性困境的共同作用，无法回避也理应对此加以厘清。
▍ 积重难返：地面频道的发展困境
地面频道的困境，并非突然形成，而是经由一个发展过程的积弊。
从一度的高速扩张到当前的减量提质，制掣地面频道发展的，既有频道内生性的复杂状况，又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关停并转”浪潮的加速出现，恰恰源于问题面向之错综，积重难返。
首先应当明确，其核心困境在于当前地面频道的供需关系已严重失衡。
这具体关涉两个方面： 其一是规模意义上的供大于需，媒介渠道的分化将原本集聚在电视端的注意力资源进一步离散，传统电视频道的饱和乃至过载势必挤压单个频道的发展空间。
其二是质量意义上的供难以满足需，地面频道在内容生产、传播配置、运营模式等方面的不足，影响其价值转化以及变现的空间，这也构成一个恶性循环，持续性地消解着地面频道的社会影响力。
具体而言，内外部场域的不同因素交织，构成地面频道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其一，收视状况和营收状况持续大幅下滑。
地面频道最直观的发展困境，反映在各方面的数据评价指标。相关数据显示，仅2021年上半年，省市级地面频道收视份额持续下滑，尤其是市级频道组下降幅度较大，仅获4.4%份额。在最为强势的晚间收视时段，市级频道整体份额从2020上半年的10.4%下滑至2021同期的7.8% 。
收视下滑带来传统广告业务的式微，加之增量经营业务探索有限，地面频道的整体营收状况也不容乐观。
尽管也有少部分地面频道凭借转型实现逆势增长，但上述情形依旧属于普遍状况。
其二，产能落后与制度性保障缺失。
在过去，地面频道因其“在地化”的发展路线特点，体现并不断强化其在行业地位上的独立性。
因此，“轻内容”与“活排播”是优势，且这种相对松散的制播逻辑，反而表现出面向本地受众市场的极大适应性，地面频道即便远不足以达到上星频道的成熟运行模式，却也能以“贴近本土观众”为依据发挥自身独特作用。
然而，今天的本地受众早已拥有更丰富的媒介资源，地面频道的“亲民路线”逐渐成为陈旧、过时、粗糙的代名词：专业化生产能力和类型化内容构造的不足，反映出产能落后的现实；排播、运营层面的变动性甚至随意性，也折射出支撑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缺失。
其三，定位含混与本地服务职能弱化。
伴随地面频道行业地位独立性的削弱，地面频道开始寻求折中的解决办法：或成为区域性频道，占领省级卫星频道向全国拓展而忽视的全省区域市场；或成为“强势城市台”的再版，重点覆盖省域内经济发达的城市。
上述选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拓宽发展路线，但客观上也造成地面频道对本地受众的“疏离”，形成“用户连接失效”的局面。
趋于模糊的频道定位，使得地面频道原有的本地服务职能优势进一步被弱化，尤其在社会民生、文体娱乐、家庭情感等核心内容资源方面，其掌控力早已无法同日而语。
以曾打造《1818黄金眼》《钱塘老娘舅》《相亲才会赢》等诸多热门节目的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为例，近些年也仅有《1818黄金眼》一档节目尚在影响力之列，发展势头大不如前。
当“在地化”的本土内容不再强势，相应内容对本地广告主的吸附力也在逐步减弱，这将直接影响占据地面频道经营发展重头的本地广告投放份额，频道的经营状况暴露出深刻危机。
2011年，九家地面频道以内容合作、广告经营等层面的合作为基础组成“九合组织”， 表面看是探索地面频道发展新路径，实质则是应对本地化内容制播、经营困境而“抱团取暖”的无奈之举。
其四，新媒体渠道分流注意力资源，地面频道让渡存量市场。
地面频道的困境是整个电视业正经历的困境的缩影，新媒体渠道的分化与繁荣使得传统电视的强势地位遭到挑战。
这种状况在地面频道层面有更显著的投射，一方面是地面频道向来重视垂直细分市场，而对于这种属性的内容与传播，新媒体恰恰有着更为鲜明的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地面频道面向的本地受众市场规模原本就有限，向新媒体让渡存量市场势必会造成地面频道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 困境背后：深层原因解析
造成上述结构性发展困境的因素是多维的，既有历时性原因，也有共时性原因。从历时性的视角看：
其一，地面频道扩张是电视发展黄金期的历史选择，但已不适应今天的媒介环境。
“四级办台”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对于改革开放后需要“放开步子谋发展”的我国广电业意义重大。
伴随市、县级电视台的大量涌现和发展，基层广电业的活力得到凸显，也丰富着彼时远不丰富、充实的电视市场，地面频道对广电事业的活跃可谓作出至关重要的历史贡献。
而此后基于电视线性播放的特质及频道带宽资源的极大拓展，市、县级电视台广泛增设各类频道，这也是着眼于当时电视繁荣发展背景的必然选择，这些探索共同勾画出我国电视发展的黄金期。
但也需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曾经取得的成就并不意味着能持续发挥作用，上述发展固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面对颠覆性改造了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的流媒体而言，地面频道无论在频道数量、规模乃至运营机制等方面都可能形成巨大的负担，难以适应今天的发展要求。
其二，地面频道困境是早期粗放式发展造成的结果，如今已经到需要解决问题的重要阶段。
地面频道过去的行业地位独立性，体现在其执行了上星频道所无法覆盖的部分，故而“自成天地”，也有了颇为可观的发展空间。
但也恰恰因为这种独立性，使得地面频道早期的扩张呈现出高度的粗放型特质，如在细分频道层面对市场需求的预期过高，推出许多颗粒度过细的专业频道。
又如存在中插广告的违规操作，或者利用地面频道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引入大量虚假广告，违法牟利创收等行为。
上述粗放式发展造成的结果，严重影响了地面频道在今天的存续，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阶段。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 其一，缺乏成体系、专业化的观念、技术、人才、管理，造成制播能力和水准的落后。
较之央视和各省级卫视平台，地面频道在各个层面的专业化程度都还有很大差距：充分体现观众意识的生产观念、技术创新的敏感度和深入度、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成熟高效的管理模式……
有待体系化、远未及规范的频道运行机制，是造成许多地面频道很难谋求稳健发展的关键因素，也令其在制播能力和水准上形成巨大脱节。所带来的影响也很深刻，不仅会让地面频道缺乏危机判断力以及促成改革的准确认识，也会进一步消耗已取得的进展。
其二，单一的营收结构与从严的规制逻辑两相作用，生态性地影响频道运营发展。较之上星频道，地面频道的营收结构更趋单一。
尽管传统电视大都以广告收入为主导，但面对媒体融合转型，央视与各省卫视平台在近些年也逐步探索出经营层面的增量空间，可谓有一定起色。
相比之下，地面频道的经营困境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一是绝对性地以广告收入为主导，且在传统业务视野下并未开掘出新兴增长点，新业务试水则还在拨款扶持阶段，多数尚未见实效； 二是其广告收入构成还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中度，即强调本地化、中老年化、女性化，这就给一些本地的虚假保健品、美容产品广告主提供了“大施拳脚”的空间。
2015年修订的广告法对此的明确规范和管理，从严查处健康类、医疗美容类、导购类广告的播出，也导致曾一度以此为重要收入支撑的地面频道营收大幅下滑。收入的紧缩直接造成内容投入、技术投入、管理投入等的紧缩，生态性地影响频道运营发展。
▍ 路径反思：作为“自救”的融媒战略
基于对地面频道发展困境及其现实进展的认识能够发现，单纯意义上的内生性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大多数地面频道的存续问题，彻底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对此，政策层面的引导也已提供较为明确的线索：2019年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传媒机构管理工作会，在强调推动频道精简精办的同时，也提出要加快媒体融合发展。
2020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并指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媒体资源配置，加快把分散的、优质的资源要素向互联网主阵地聚合、向移动端倾斜”， 明确地将精简精办地面频道纳入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整体合力的一部分。
无论在中央或者行业层面，以融媒战略为抓手的改革显然成了地面频道在“关停并转”危机之下实施“自救”的关键举措，这从近两年大量地面频道释放出的转型信号中可见一斑。
有相当比重的地面频道以成立MCN机构作为融媒转型的核心环节，据此开展电商直播、短视频孵化、主播培训等，当然也有如“黄金眼MCN”“中广天择MCN”等案例取得一定收效。
作为一种可行的路径，上述探索确实提供了转型的想象空间，但也潜在地将发展置于另一种风险：地面频道的融媒转型是否仅有这一种可能性？发展融媒除了“喊口号”“跟潮流”还应解决哪些基本问题？对此的路径反思有重要意义。
其一，地面频道融媒转型的关键，在于立足自身发展困境的复杂脉络，以优质内容和高层次融合形成体系重构，着眼频道独特优势，发挥本地服务功能，重新建立用户连接。
建构融媒战略应当进一步拓宽视野、形成增量，不仅限于对某种机制、模式的简单复刻。
其二，地面频道融媒转型的依据，在于准确把握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底层逻辑，这不仅限于追热点、追网感，要在生产、传播、运营逻辑上建构自身发展的主体性，并改变过去粗放式发展的基本思路，探索适应当前媒介环境的精细化发展路径。
其三，地面频道融媒转型的目标，在于通过有机的顶层设计形成生态化运营的造血机制，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解决营收生存问题固然重要，但更要思考构建价值变现模式的延展性，重长期转化而非短期利益，关切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7期。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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